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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波·中國制造之廣東調查
      字體: 發表日期:2007-09-05 15:52 評論:0 點擊:5105
      據海關統計,中國“入世”5年間,廣東外貿進出口總額由2001年的1764億美元,之后連續跨越2000億、3000億、4000億美元新臺階,2005年達到4281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1.4倍,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24.8%。2006年進出口總值攀上5000億美元臺階,比2001年增長1.8倍。
        另一組數字:2005年,根據美方統計的數據,美國的進口商品中,有14.6%來自中國;到2006年,這個數字增長到了15.5%。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2006年上半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價值310億美元的商品。2007年,美對華貿易赤字有所下降,但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從中國進口的商品數量創歷史新高。


        1979年,一個香港人來到東莞大朗開辦毛織廠時,這里的農民還在忙于照看自己的荔枝樹。沒有人料到,東莞第一個毛織廠的落戶,若干年之后,竟使得東莞大朗鎮從“荔枝之鄉”變成了“中國羊毛衫名鎮”,讓全球平均每5個人就擁有一件大朗毛衣。
        還有一個笑話“美國人的一天”,說美國人早晨起來后用的是中國產鬧鐘,刷牙用的是中國的牙刷、牙膏,跑步穿的鞋子是在中國加工的,給孩子買中國產的玩具,連晚上睡覺蓋的被子、毛毯都是“MADE IN CHINA ”。
        2007,在廣東制造、中國制造的這個“多事之秋”,在這一個被逼向轉折的關口,我們不妨回頭看一下,以廣東制造為代表的中國產品當初是如何做大,并長驅直入、占領世界市場的。  
        
        “東莞塞車,全球缺貨”

        不產一根羊毛的大朗鎮成了“中國羊毛衫名鎮”,大朗產毛衣全世界平均每5人就有1件

        香港人開辦的“大朗毛織一廠”吸納了很多當地人進廠打工。“那時,進毛織一廠做工人,是大朗人的榮耀。很多人找關系進去,甚至找領導批條子。”雷先生曾在大朗毛織一廠打工,成為洗腳上田的第一批產業工人。現在,他已經成為一個擁有自主品牌的毛織廠老板。
        一個小時就能到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東莞成為承接香港制造業的首選之地。在大朗毛織一廠首試螃蟹之后,香港的毛織廠紛紛向東莞大朗鎮和周邊鎮區轉移。
        一些進不了港資廠的村民,發現了新的賺錢之道。“村里很多農民都去撿毛織廠倒掉的毛料,找個機來搖搖,然后拿來賣。這些邊邊角角的活兒讓一些農民發了家。”大朗鎮委副書記林熙仿將毛織業形容為大朗的“富民產業”。
        東莞人開始翻身做老板。“兄弟檔”、“夫妻廠”等作坊式工廠叢生,“村村毛線繞,戶戶織機響”,毛織業滲透到大朗的每個角落。
        織機聲響到了國外。1993年,一位在深圳投資的俄羅斯商人來大朗訂購了1萬件毛衣,成就了大朗毛織的第一筆“國際交易”。大朗鎮政府順勢而為,出臺了一系列用地、用水、用電、用工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使當地的毛織民營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大朗人顯然不滿足于國內市場,俄羅斯人為他們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從2001年起,大朗每年組織一次“織交會”,各種國際展會也頻現大朗毛織的身影。“以前是政府出錢鼓勵他們出國去推銷,現在他們嘗到甜頭了,爭著報名。”大朗鎮委副書記林熙仿說。
        至今,大朗發展成為高度密集的6平方公里的毛織產業帶,擁有毛織企業3000多家,上規模企業105家,形成研發設計、生產加工、物流貿易、信息咨詢等產業鏈較為完善的產業集群。2002年,不產一根羊毛的大朗鎮,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授予“中國羊毛衫名鎮”稱號。2005年年底,大朗毛織產業集群被確認為第一批廣東省產業集群升級示范區。
        大朗生產的毛衣,40%在國內銷售,60%出口意大利、美國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據測算,近五年,大朗生產的毛衣,全國平均每3個人就有2件,全世界平均每5個人就有1件。
        現在,整個東莞已成為國際性的加工制造業基地,而1978年以前,它除了向港澳出口少量的農副產品外,與境外的其他經濟技術合作幾乎是空白。
        “無論你在哪里下訂單,都在東莞制造”,這說的是東莞的IT產業。IT產業是東莞八大支柱產業之一,已形成全球重要的電腦及周邊產品生產基地,它的IT產品占據了世界市場20%至40%的份額,全市電腦零部件綜合配套率達到95%。
        世界上每10雙運動鞋就有一雙產自東莞,東莞生產的鞋類、服裝、玩具、家具等產品大量遠銷歐、美等國際市場,故又有“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說法。目前東莞出口市場排位前三的是美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歐盟。
        一份數據顯示,目前東莞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5萬家外資企業落戶東莞。“外資經濟占了工業產值的80%,出口的90%。這在全國也找不到第二個例子。”東莞市經貿局局長陳桂明說。

        “Made in China”闖世界

        80年代是“日本制造”,90年代后是“中國制造”。整個珠三角,都成了熱氣騰騰的加工業工場

        上世紀90年代,整個珠三角,都成了熱氣騰騰的加工業工場。正所謂“鎮鎮辦廠,村村冒煙”。歐美、日韓等跨國制造企業向珠三角轉移IT零部件企業和IT裝配企業,直至遷入整機制造業。通過大力引進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裝備,逐漸形成了紡織、電子、玩具、鐘表等產業集群,世界上大多數的工業產品都可以在珠三角“工業生物鏈”中找到配套行業和產品。
        “MIC”創辦于這個熱氣騰騰的時代。1994年,孫江(化名)等人在廣州白云區龍歸鎮合股創建了這個電子制品公司。此前,孫江在珠三角一家典型的港資“三來一補”工廠當廠長。珠三角密密匝匝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從無到有,從眾到盛,孫江歷歷在目。
        “MIC”是“Made in China”的英文縮寫,意即“中國制造”。當時“中國制造”在世界上的聲譽越來越高,初想到這個名字,孫江還頗為興奮了一陣子,覺得很符合自己強烈的民族工業自豪感。
        后來,公司還注冊了“Made in China”的域名網站,由于沒能續費荒棄了。幾年后,這個網站被其他人重新注冊為一家專業宣介“中國制造”企業的網站,據說現在網站的價值上億元,這讓孫江等后悔不迭。也由此可見“中國制造”這個品牌在現時的分量和價值。
        “MIC”當時的主打產品是時尚造型的禮品電子鐘,主要出口地是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通過在廣交會上拿訂單,按照外商客戶要求加工生產出產品,100%向外出口。
        “80年代,中國流行的還是‘日本制造’,到了90年代,‘中國制造’已經打開市場,并且深入世界各國消費者的人心了。而‘中國制造’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廣東出口的。”孫江說。“那個時候材料便宜、工資成本低,外商對產品的要求也沒有現在這么苛刻,再加上政策一直比較穩定,那是加工制造企業的黃金時期。”到1998年,“MIC”發展到近千人的規模,年出口值上億。也是那個時候孫江先后換了兩輛車,一輛韓國現代,一輛奧迪。
        “那時候幾乎全世界都有廣東‘中國制造’的足跡”,“MIC”的另一合作者——廣州市白云區人和致新工藝制品廠董事長胡剛寶說。1999年創辦的“人和致新”正是脫胎于“MIC”。
        統計數字也許是“廣東制造”足跡的最好說明。2005年,佛山市進出口總值達到257.1億美元,2006年外貿進出口首次突破300億美元,達309.8億美元,同比增長了20.4%。事實上這一年間出現了很多貿易磨擦,但佛山成績的取得在于它又在歐美之外開拓了新市場。
        盡管歐美發達國家不斷對進口電子產品設限,但2006年輸歐電子產品貨值7.5億美元,同比增長70%。惠州電子產品輸往全世界161個國家和地區,比2005年增加11個。這一年,惠州生產的電視機、手機出口量均大幅增加,惠東鞋的出口則從9個歐盟國家擴到23個。
        
        可怕的“中國制造”

        不可思議的物美價廉背后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及資源和環境的代價

        “‘廣東制造’能夠行銷世界,不僅在于出口量大,更在于無與倫比的性價比優勢和市場競爭力。”孫江說。
        孫江舉了個例子。當年美國一家生產螺絲的著名公司,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為了與中國同類廠家競爭,采取了裁減雇員、更新設備、提高生產效率等措施,并將雇員薪金降到10年前的水平,還把所有更新設備的投資都打到成本之外,最后把產品價格定在每件29美分。但是結果如何呢?中國工廠的報價是每件21美分,僅比該公司原材料價格高出1.5美分。該公司總裁不能理解,中國人如何能用1.5美分來支付生產每件產品的設備、包裝、運輸以及勞動力費用的。
        意大利、法國等歐盟國家也感受到了“中國制造”的競爭壓力。據《時代》周刊報道,半個世紀前,制椅業曾令意大利東北部的小鎮曼扎諾和它周邊10個小社區非常繁榮。這個被稱為“椅子三角”的地區每年生產各種椅子4000萬把,全世界每3把椅子就有1把是他們生產的。但在過去5年里,曼扎諾約有200家公司倒閉,原因就是中國的制造商能以低幾倍的成本生產出同樣優質的產品。
        “中國制造”的優勢還蔓延到了意大利最負盛名的高級成衣領域。珠三角一部分制衣廠,甚至可以達到意大利奢侈品牌苛刻的質量要求,而成本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美歐對中國最初的恐懼,正來于此。”胡剛寶說。
        “實際上這個謎底的關鍵在于,歐美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通過資本投資和更新設備來提高競爭力。而中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使‘中國制造’具備了可怕的競爭力。”
        胡剛寶認為,一個問題應該兩方面看,當美國制造業抱怨中國廉價商品搶走他們的飯碗時,這些物美價廉的中國貨正在滿足美國民眾的消費需要,穩定了美國物價,使美國一直是“高增長、低通脹”。另外,大量的美國公司把工廠搬到中國,利用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緊缺資源和巨大的需求市場,獲得了巨額利潤。而中國以寶貴資源和環境為代價在全球產業鏈的加工、組裝等低端環節只是賺了一點加工費和勞務費,掙了一點辛苦錢。

        “脆弱”的螺絲釘

        一顆無鉛螺絲實際折射了中國與眾多產品輸入國之間公開的貿易磨擦
        2004年,“MIC”電子鐘在銷往歐盟時遭遇到一條“技術壁壘”。歐洲進口商要求,電子鐘內部的一顆螺絲必須要是無鉛的,否則放棄訂單。
        雖然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部件,卻卡住了所有的生產環節。孫江說,如果達到歐盟對那款螺絲的要求,僅為了這個螺絲,整個鐘的成本要增加6到8倍,而且在中國,幾乎還沒有哪個廠家能生產得出這種無鉛螺絲。
        這顆無鉛螺絲實際折射了中國與眾多產品輸入國之間公開的貿易磨擦。胡剛寶說,“產品有些瑕疵,但只是產品中極小而微不足道的一個部位,而因此所有的產品都要遭遇噩運。如此苛刻只能說明質量、技術只是借口,本意是要打擊和遏制。”僅2004這一年,廣東彩電、家具、對蝦、紡織品等行業就先后遭遇到來自美國的反傾銷、“特別保障”、SA8000認證(社會責任認證)等門檻,“貿易大棒”應接不暇。“2001年入世,應該是一個分水嶺。”胡剛寶說,“中國加入WTO后,對外貿易進一步繁榮,這邊越繁榮,那邊越恐慌,貿易磨擦也就不斷增多和升級。”
        然而,一顆無鉛螺絲一下子就將珠三角眾多外向制造企業拒之門外。“三來一補”企業的薄弱之處也因此一覽無余。
        “中國制造”闖世界的身影出現了趔趄。

      8月26日下午,位于惠東平山鎮深平路21號的華新絲花廠內顯得十分平靜。然而,絲花廠老總、連續三屆廣東省人大代表葉東強內心卻并不好過。“佛山‘利達’玩具廠副董事長張樹鴻自殺了,現在很有必要關注我們這些‘來料加工’企業的生存問題了。”

        珠三角經濟發展的歷史機遇,主要是香港以國際訂單加工貿易帶動的“前店后廠”的密集投資,以及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香港制造業大規模轉移。現在,當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上的名聲越來越響亮之時,它遇到的阻力相應而生。不只是貿易磨擦,更是政治角力。

        貿易磨擦、政治角力的承接者是中國包括廣東的數不清的企業。“在加工貿易的鏈條上,每個人都活得很痛苦。”一位制衣廠老板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讓葉東強痛苦的當然不只是張樹鴻的死亡,讓他喘不過氣來的是政府的“7·23”公告。
        
        絲花廠的新壓力

        政策轉向讓“來料加工”型企業遭遇嚴峻考驗

        “‘7·23’公告是一個信號,讓我們‘來料加工’企業感到生存壓力越來越大。”葉東強說。葉的華新實業有限公司像其他“三來一補”企業一樣打了深刻的時代烙印,絲花廠成立于改革開放之初,屬典型的“來料加工”企業,廠內工人1000多人,生產塑料花等產品,產品大多銷往國外。這樣的企業生產模式遍布珠三角,俗稱“兩頭在外”。

        “7·23”公告,其影響范圍不僅限于玩具、服裝、鞋帽等行業。經國務院批準,7月23日,商務部、海關總署聯合發布2007年第44號公告,公布新一批加工貿易限制類目錄,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紡織紗線、布匹、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共計1853個十位商品稅號,占全部海關商品編碼的15%。對列入限制類的商品將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這將加劇企業現金周轉難度。

        政策的轉向對于葉東強這樣的企業老板來說,意味著美好記憶的斷裂。“以前國家扶持‘三資’企業發展時,出臺一系列鼓勵政策,現在市場環境變了。”

        華新絲花廠的產品恰被列入限制類商品,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實施后,企業每月都會有數百萬現金以類似于“保證金”名目存入銀行,這對于一般規模的企業而言,無疑增加了沉重的資金壓力。有業內人士測算,保證金返回具有滯后性,要視企業的生產周期而定,如果從進料到制成出口需要一年,那么這筆錢就要押一年,加工貿易企業的出口成本有可能會因此驟然上升30%。

        “為保證企業正常運轉,我只好考慮將一些訂單取消。”葉東強表示,據同行們估算,目前惠州的“來料加工”企業生存形勢每況愈下,差不多每年以10%的速度在減少。

        東莞市沙田鎮相關領導告訴本報記者:“沙田外源型企業經營的產品,大部分都在這次新增加的限制類目錄之內。其中受影響的企業53家,占現有企業總數25.36%。政策調整后,企業生產成本將大幅上升,會造成大部分企業出現運營資金積壓現象,并難以承受。”

        此番政策調整更深層次的動力還在于,目前外貿的增長方式亟待調整。國家禁止和限制“兩高一資”(高污染、高能耗、資源型)產品及加工水平低的產品加工貿易,既符合中國當前的產業政策,又能促進加工貿易的升級轉型,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事實上,近年來廣東已經明確提出產業轉型。

        在此情勢下,廣東省內已有加工貿易企業正在物色中西部地區考慮轉移。對此,葉東強認為,這是國家產業政策調整的必然,雖政策指導企業向西部或內陸轉移,但轉移企業也不是那么簡單。“如果我把廠房搬遷,不用說到內陸省份,就是遷至韶關,一輛貨柜車的運輸成本將從2000元增加到10000元。來料加工企業的利潤率越來越低,沉重的運輸成本,以及中西部地區產業配套、物流效率、營商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尚未具備承接轉移的條件。”

        顯然,“政策變化”讓惠州上千家加工貿易企業遭遇嚴峻考驗。這個考驗同樣面向整個珠三角、全廣東。如果說近年來廣東的產業轉型尚缺乏足夠動力的話,這一次,來自世界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壓力將為“廣東制造”指出一個方向。
        
        東莞老板的痛苦記憶

        廣東制造頻遭以“反傾銷”為名的國際打壓

        反傾銷,這成了珠三角老板們最熟悉和頭疼的名詞之一。

        反傾銷背后是中國產品在美國及世界市場上的高歌猛進。2006年,我國貿易順差達1775億美元,集中在歐盟、美國等地。貿易順差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

        早在2003年,中國貿易順差就達到中美貿易額的46.39%。按照經濟模型理論,這個額度早已經超越了兩國間會產生貿易“激烈摩擦”、報復措施的限度,經濟問題已經轉化為政治問題。

        一位業內人士指出,在此背景下考量中國受到的反傾銷調查及中國政府受到的政治壓力,“7·23”公告、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稅等政策的出臺也就變得很好理解,廣東制造業老板們感受到壓力也是在所難免。東莞市外經貿局人士將兩項措施解讀為:“在歐美對我們啟動新一輪的限制之前,國內先出臺政策以防止企業不理性地搶閘出口。”

        “搶閘出口”早已招致反擊。以著名的佛山陶瓷為例:2005年5月,韓國對我國陶瓷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佛山陶瓷首當其沖。廣東是中國最大的陶瓷生產、出口基地,佛山陶瓷企業對韓國出口的瓷磚量占廣東對韓國出口瓷磚總量的八成,價值1829萬美元。據介紹,該案涉案金額高達5866萬美元,是近年來韓國對華發起的最大一起反傾銷案件。

        2006年3月,巴基斯坦也針對中國陶瓷發起反傾銷調查。2005年,佛山輸入巴國的瓷磚超過2000萬美元,同比增長12%。這場調查最后于去年底作出裁定,未應訴企業一律征收21.02%的反傾銷稅。佛山一位業內人士稱,稅率超過7%以上,陶瓷出口已基本無利可圖。

        令東莞老板們記憶痛苦的是家具業的反傾銷之“劍”。目前,東莞擁有家具生產及相關配套企業近3000家,據2005年不完全統計,年產值約600億元人民幣,占全國家具生產總值近1/4。2003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針對中國木質臥室家具進行反傾銷調查,被列入調查“黑名單”的中國家具企業共有135家,80%以上來自珠三角地區,包括東莞、深圳、順德、中山等地的98家家具制造商。

        最后,一些企業被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宣布課以198.08%懲罰性關稅。只做單一美國市場的東莞麥倫家具廠無法繳懲罰性關稅,立刻停產,家具廠總經理為此大病一場。其他受到影響的東莞家具企業已被迫減產或停產木質臥室家具,有的生產商試圖將企業遷到越南或者搞貼牌生產來化解這場危機。

        這場危機仍然在延續,記者從東莞市家具協會獲悉,美國商務部對中國木質臥室家具2006年度復審初裁結果出臺,東莞共有約10家企業獲得高達62.94%的平均稅率,而更多的東莞家具企業可能面臨高達216.01%的懲罰性稅率。

        這次價值10億美元的調查是迄今中國遭遇的最大金額反傾銷調查。據統計,中國已連續10多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數量最多的國家,截至2006年11月,共受到各類反傾銷起訴500多起,而美國是對中國提起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有論者稱,中國入世后美國可以采用的對其國內產業進行保護的合法手段越來越少,反傾銷便成為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一門“重炮”。
        
        貿易限制手法不斷轉換

        反傾銷之后,技術壁壘與綠色標準正凸現于“中國制造”面前

        與美國不同,近年來日趨活躍的歐盟祭出的是技術壁壘和綠色標準。

        “制造業名城”東莞憂慮的是,國際貿易壁壘矛頭所向,無一例外地被納入東莞幾大工業支柱產業之中:電子、紡織服裝、玩具、家具、制鞋。

        電子信息產業是東莞的第一大產業,東莞生產的電腦磁頭、機箱及半成品占全球40%的份額,電腦驅動器占30%的份額,電腦整機所需的零配件95%以上都可以在東莞配齊。2005年8月13日起,歐盟實施了《關于報廢電子電氣設備指令》(WEEE),規定歐盟市場上的電子電氣產品生產商必須自行承擔報廢產品回收、處理及再循環的費用。2006年7月1日起,歐盟又實施了《關于在電子電氣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RoHS),規定在歐盟市場上禁止銷售含鉛、汞、鎘、六價鉻、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聯苯6種有害物質的電子電氣產品。今年8月1日,歐盟《用能產品生態設計框架指令》(EuP)又將實施。

        “歐盟不斷抬高準入門檻,令我們的生產成本也節節攀高。從低端產品到高端產品,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浮,約為5%-30%。”東莞虎門一家電子企業總經理表示,歐盟的指令可能會誘發東莞電子行業的再次洗牌,因為這些壁壘只有技術含量高的大企業才能應對,而中小企業很難應付,可能會有大面積的倒閉。

        作為“紡織工業基地市”,當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東莞產品大量涌入歐美市場。歐美方面大呼“中國制造”沖擊市場,于是從2005年中期開始,恢復對中國紡織品實施配額限制。“今年底歐盟配額取消,明年底美國配額取消,我估計一取消,反傾銷就來了。到2008年,東莞紡織業可能面臨反傾銷的高峰期。”東莞市紡織服裝行業協會人士告訴記者。

        在惠州,今年上半年出口的電視機比去年少了89萬臺,下降28%,其中惠州輸入美國電視機貨值僅6091萬美元,同比去年的1.6億美元下降62%。今年3月1日之后,在美國國內銷售的所有電視機都要求是數字電視,而且必須符合ATSC(先進電視制式委員會)標準的技術規范,“這道技術壁壘的殺傷力,絕對不低于反傾銷。”惠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機電產品檢驗科負責人認為,這是繼2004年春被“反傾銷”之后,我國電視機出口再次遭遇“美國麻煩”。

        反傾銷之后,技術壁壘與綠色標準正凸現于“中國制造”面前。“中國紡織品遭遇更多的是技術壁壘。”佛山紡織行業協會秘書長吳浩亮說,歐盟今年7月1日起拒絕含氟染料進入。使用含氟染料將使服裝更容易清洗,但目前企業大多還未找到替代品。“其實,歐盟對我們的一些要求,他們自己的企業也未必能做到。”

        另外,歐盟委員會頒布的關于限制用砷做防腐劑處理的木材用途的指令也已正式生效。東莞出口的木制家具直接受影響。而且,歐洲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對中國木材產品提出森林認證(FSC)要求,對家具原材料提出了較高環保要求。而環保因素正成為國外技術壁壘的突出主題,東莞家具出口將面臨嚴峻挑戰。

        東莞市外經貿局人士表示,歐美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換了手法,“一個限制消除,新的限制很快就會出來,比如特保、反補貼等等。今年是歐盟,明年就是美國學歐盟的做法了。”

        “廣東制造”走到了十字路口。

        成本優勢已然喪失,自創品牌尚不成熟,艱難轉型時期眾企業各有對策

        廣東制造:利潤盡頭與冷酷現狀  

        外商壓價、原料漲價、民工荒、環境代價……單靠成本優勢打天下的日子快到頭了  

        風波·中國制造之廣東調查  

        雖然中美玩具廠是佛山市南海區官窯鎮的鎮辦企業,但8月14日,其拒絕記者采訪的理由是,美泰公司打過招呼,不要接受記者的采訪。

        美泰號稱全球最大的玩具商,中美玩具廠和它的關系是“來料加工”。

        這個小小的細節反映的是,中國玩具制造業對跨國公司有著很大的依賴性,這一依賴性決定了中國玩具制造業的脆弱性,因此,佛山市利達玩具公司真正當家人張樹鴻,在96.7萬件塑料玩具被美泰召回后,選擇了自殺。

        “利達事件看起來偶然,實際上很普遍。玩具都是國外設計的,加工好了后,直接銷往國外,我們只完成一個生產的環節,那么,在原材料上漲、跨國公司壓價的情況下,誰都會選擇價格最低的原材料。”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說。

        而中國玩具制造業缺乏自主創新的現狀正是國內制造業的普遍情況,最近,商務部透露:中國制造的貿易方式有50%以上是加工貿易。

        脆弱的優勢

        沒有知識產權,無法討價還價。價格低廉一方面為“中國制造”迅速占領國際市場提供了優勢,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連綿不斷的貿易戰

        汕頭的玩具商陳東(化名)沒有丁力這么宏觀而高端的認識,但他的切身體會是:即使是仿制玩具,其境遇也要比單純的來料加工或者來樣加工要好。

        陳東的玩具廠有200多名工人,這在“國際玩具城”汕頭是比較普遍的規模,生產模式也是普遍的“來樣加工”。但像他這樣規模的玩具廠,還不能像“利達”、“中美”這樣的玩具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商對話。他們只能通過香港玩具行與跨國公司發生關系。

        香港玩具行最早也是玩具公司,但隨著內地玩具制造業的發展,他們逐漸收縮生產規模,漸漸變成“接訂單,分發給下游公司”的中間商了。

        作為玩具產業鏈上一個尷尬的環節,陳東倍感“沒有知識產權”的痛苦:“他們(指外商)有知識產權,不給你做,還可以給別人做,所以我們根本無法和外商討價還價。”

        外商壓價,再加上勞動成本、土地、資源的使用成本低廉,導致中國制造的價格低廉,這一方面為“中國制造”迅速占領國際市場提供了優勢,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連綿不斷的貿易戰。

        早在3月以來,中國生產并銷往國外市場的牙膏、用于生產寵物食品的進口麥粉等食品,被檢測含有有害化學成分,中國制造的輪胎在美國因釀成致命車禍而遭到起訴,6-8月份,美國連續幾次在世界范圍內召回中國玩具2020萬件。

        這一系列事件,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制產品安全普遍質疑。一些國家先后對海水養殖品、牙膏等多種中國產品下達了入關禁令。7月下旬,歐盟消費者權益保護事務委員麥格麗娜·庫涅娃在參觀了中國一個國家級玩具檢測中心和一家人偶玩具廠后表示,如果中國不采取行動提高產品制造標準,她準備下達阻止中國商品進入歐洲市場的禁令。

        “中國加入WTO這么多年了,大軍團殺出去也有很多年了,中國制造業對其他國家制造業產生了很大的沖擊,現在應該是一個反映期。既然競爭全球化了,有矛盾、沖突,有競爭是正常的。”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說,“但另一方面,中國產品的質量確實存在進一步提高的空間,管理也要跟上去。”

        “被召回的2000多萬件玩具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國自己的設計問題。另外,在含鉛量超標的玩具中,一部分是達到了美國的舊標準的,但是今年5月份,美國出臺了一個新的玩具標準。所以責任并不都在中國。”廣東省玩具協會副會長李卓明說,但他同時坦承:不能說我們沒有一點責任。

        透不過氣的成本

        外商壓價、原料漲價、民工荒,廣東加工企業大嘆其苦,甚至被迫以“偷稅”和“壓榨”實現生存

        在陳東看來,玩具制造商不能保證原材料質量,甚至被指責沒有人權,都是跨國公司的“逼的”,“他們的價格已經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了。”

        陳直言自己只能通過“偷稅漏稅”、“壓榨工人”實現生存。

        據了解,為了保證產品質量,跨國公司會委托公證行,雇傭內地的大學生檢查玩具制造公司,檢查的內容有:一、社會責任方面的(如工人工資有沒有達到當地最低標準線,每天、每周加班時間有沒有超過規定的時間,多少工人住一個房間等等);二、防恐方面的;三、質量方面的。每次檢驗,玩具公司都要支付幾千元的費用,“一批訂單要檢驗十幾次。”

        “社會責任方面的指標,國內的公司肯定達不到,所以只有送紅包給檢驗員。”陳東說。

        陳的話在佛山陶瓷行業一位人士那里得到佐證,“工人平均工資、保險、勞動時間等,我們能達到西方要求的非常之少。”他認為如果外商在此方面加強限制將會使產品成本更趨上升。

        去年,一名檢驗員悄悄進入陳東的工廠,了解到一名工人還差一個月才滿16周歲,于是,以雇傭童工為由,罰款4萬元,經討價還價降到2萬元,“沒辦法,跨國公司不給你解釋的機會,如果他們知道的話,幾百萬元的訂單就沒了”。

        按照規定,每批貨都要檢驗,每次兩三名檢驗員,玩具公司都要給紅包,否則就以質量不合格為由,不準出口,玩具公司還要遭受不能按時交貨的罰款。一般為1000美金。

        玩具制造企業除了遭受下游的壓力外,還要承受來自上游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壓力。近年來,塑料、銅、錫、包裝材料等玩具生產材料紛紛漲價。陳東生產的是電子塑料玩具,他的原材料,去年比前年漲14%,今年比去年漲10%。

        廣東省玩具協會副會長李卓明透露,隨著勞動成本、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人民幣增值等原因,玩具的平均生產成本比2005年增加40%-50%。所以,有些玩具利潤尚可,而有些根本沒有利潤,但是為了維持工廠的正常運轉,不能解雇工人,所以即使不賺錢的訂單也不得不接。

        “最近我們建議玩具廠家,沒有利潤空間的訂單不要接,接了就要保證質量。”李卓明說。

        因此,在上下游合力之下,玩具制造企業要保持利潤,辦法只有3條:一是采購原材料時,選擇報價低的企業;二是偷稅漏稅,據稱,有百分七八十的公司都這樣做;三是榨取工人的勞動,延長工時,降低計價標準。

        過去每月休息2天,一個月加班半個月,現在沒有休息日了。在汕頭,工人一天工作12小時,工資為42元,一個月1260元。如果計件,工作量將更大,工作時間更長。旺季時,經常通宵加班,第二天休息一兩個小時,繼續工作。即使這樣,一個工人一個月也只能掙到1500元的工資(幾乎每年夏天,媒體上都會有珠三角工廠工人因長時間加班導致猝死的報道)。

        近年來,連年發生的民工荒現象,正是勞動力廉價和民工權益不受保護的惡果。

        “現在每個工廠都缺工,有時候接了訂單,沒工人干。現在,連老頭老太太都招,最大的女工50歲,以前小學沒畢業的,還不要。”陳東說。

        廣州海珠區瑞寶村,聚集大量制衣廠,高峰時這個城中村內的流動人口高達5萬多人。但是,“招工難”如今困擾著這里的大小制衣廠。“缺人啊!我們工廠的機器只有一半在開工。”8月28日下午,廣州海珠區瑞寶村鑫隆制衣廠的陳老板對記者說,而就在他工廠門口的河涌邊,自發形成了“招工一條街”,不足300米的人行道上,居然擠著一百多家招工的廠家。

        “不是我們不想給工人高工資,是實在給不起。現在房租、人工成本越來越高,而接單價格卻不斷在往下壓,錢越來越難賺了!”陳無奈地說,“當一天和尚,就撞一天鐘,實在做不下去了,再關門吧。”

        成本優勢喪失正使珠三角制造業面臨危機。今年上半年,惠州輸美電視機貨值僅6091萬美元,同比去年的1.6億美元下降62%。惠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機電產品檢驗科負責人認為,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電視生產企業大部分擁有自己的專利,而我國的生產企業在專利開發的競爭上已經遠遠落后于自己的鄰居。這種差距同樣也體現在我國與歐美等國的生產企業上。

        這位負責人說,“國外大公司之間還有一些專利交叉許可,而中國企業普遍缺乏自己的核心技術,沒有了知識產權,出口主要依賴自己的成本優勢。一旦成本上升,這種優勢將大大削弱。”

        冷酷的現實

        貿易戰、民工荒、環境污染,中國制造業飛速發展背后往往以犧牲環境、犧牲資源為代價,甚至犧牲了一代勞動力

        《中國制造業發展研究報告2005》顯示,在“中國制造”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生態退化也日益加劇。有些地方,由制造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已從陸地蔓延到近海水域,從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從一般污染物擴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經形成點源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排放疊加、各種新舊污染與二次污染相互復合的態勢。在有些區域和流域范圍已出現大氣、水體、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對生態系統、食品安全、人體健康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每年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占GDP的3%-8%。

        但長期以來,單純追求GDP增長率的各地方政府,在環保、資源、勞動力的代價方面的考慮甚少。例如內地某省,幾乎每個縣市都在珠三角設有招商引資的辦事處,派專人負責招商引資,他們提出來的優惠條件仍然是土地價格和工人工資比珠三角便宜。

        所以,想要實現李卓明“一定要從加工貿易轉向做自己的品牌,自己掌握市場的定價主動權”的良好愿望,并不簡單。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丁力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經濟的發展需要大量的產品出口,另一方面又必須考慮大量外匯儲備帶來的對國內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如股市泡沫、房地產過熱等這些問題。“政府必須尋找一個兩全其美的對策,我覺得只有一個,就是不斷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高,降低污染,減少能耗,企業要改變粗放型發展的策略”。

        目前,中國工業,大多數領域,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單位勞動者創造財富的能力比較低。近年來,國家發展重化工業,投入很大資本,但這種以資本取代勞動的投資方式,其單位資本創造財富的能力仍然低下,這就是資本密集型企業。

        “只有勞動生產力、資本生產力高的企業,才叫技術密集型企業。但中國缺少的就是技術密集型企業。”丁力說。

        然而現實環境恐怕也令丁力感到無奈,他說,中國目前的土壤還是適合勞動密集型企業,“你要是在這個土壤搞自主創新,有時候是自己找死。創新了能不能得到保護?社會能不能提供相應人才?產品是否被消費者認可?最后,還有能不能收回投資等等問題”。

        在當下中國,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玩具制造商陳東甚至認為,國內玩具制造廠應該走仿制的路子。

        因此,要自主創新,必先“創新企業的生存環境”。

        拿什么拯救利潤  

        以玩具制造企業為例,近年來,塑料、銅、錫、包裝材料等玩具生產材料紛紛漲價。汕頭某玩具商的電子塑料玩具原材料價格,去年比前年漲14%,今年比去年漲10%。

        廣東省玩具協會副會長李卓明透露,隨著勞動成本、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人民幣增值等原因,玩具的平均生產成本比2005年增加40%-50%。

        因此,在上下游合力之下,玩具制造企業要保持利潤,辦法只有3條:一是采購原材料時,選擇報價低的企業;二是偷稅漏稅,據稱,有百分七八十的公司都這樣做;三是榨取工人的勞動,延長工時,降低計價標準。



        結束語

        一只普通的箱包,在東莞的生產成本是9美元,這只包以10美元的價格賣給香港商人,香港商人再轉手以20美元的價格賣給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然后沃爾瑪給箱包標價40美元,在美國市場上出售。“made in China”由此走進美國的千家萬戶。在這個產業鏈條上,沃爾瑪賺了20美元,香港商人賺了10美元,而廣東賺取的只有1美元的加工費。

        經過近30年發展之后,廣東制造在內外壓力之下不得不開始嘗試改變。轉型當然是好的,但對不少企業來說,創造屬于自己的品牌是一件太遙遠的事,他們中的更多,或者只能選擇向勞力更便宜處遷移。無論是轉型還是遷移,蛻變都是艱難的。在本次調查報道的結尾,我們選擇了幾個富有代表性的樣本,我們看到,一些企業在消失,一些企業在艱難“變身”后會活得更好。向左還是向右,生存還是消亡?這個命題如今成了懸在廣東制造業頭上的天問。在成本優勢不再的今天,廣東制造要走向廣東創造,仍有一段不輕松的路要走。  

        樣本1 小廠子請了“設計師”

        考察地點:番禺兩家制鞋廠  

        最搶手的藍領工人

        同樣是做一雙鞋,打板師周明有時可以拿到幾千塊,而車面工陳梅卻只能拿到幾毛錢。

        現時“周明們”開始成了最搶手的藍領工人,雖然請一個打板師傅,相當于多請了好幾個熟手車工,但鞋廠老板們都心甘情愿,因為怎么算,都劃得來。

        周明和陳梅,都是廣州市番禺區一家制鞋廠的工人,但他們中一個是打板師,一個是車面工。

        每天,陳梅在機器轟鳴的廠房里重復著同樣的工作,鞋底車面,枯燥無味。周明卻有一間專門的工作室,不大,卻很安靜。他可以嘆著空調,畫畫圖紙,再把圖紙上的鞋子做出來,中午休息時還可以上網和朋友聊聊天。他的工作是設計和制作鞋樣,也就是行內說的“打板師傅”。

        同樣是做一雙鞋,像陳梅這樣的計件工,做了一年左右就成了熟手,但每個月加起來不過一千多塊,攤到一雙鞋子,也就幾毛錢。但周明做出的鞋子,如果被外商認可,并最后拿到訂單,那工廠每做一雙鞋他都可以提成幾毛錢,一批下來一個鞋樣就可以拿到好幾千塊。月入上萬對周明來說并不困難。

        像周明這樣的打板師,以前只有大企業才有,如今,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制鞋廠,都在招聘打板師,還經常互相間挖角。周明就是被現在的老板趙先生費了不少心思從其他廠家挖過來的。趙先生把最安靜的一間辦公室騰了出來,還經常帶著他到浙江、香港參加一些展會,了解最新的流行趨勢。

        其實在這樣的小工廠,請一個打板師算是很奢侈了。趙老板算了這么一筆賬:現在做一雙鞋的加工費不過5塊錢,除去工商稅務、人工工資、水電租金,就只剩1塊錢左右的利潤。按現在的訂單量來算,一個月能做4萬雙鞋,也就是只有4萬塊錢左右的利潤,如果還要請一個打板師傅,不但要支付很高的工資,還有研發開支,又去掉近兩萬塊錢。“開個幾百人的工廠,最后一個月就賺個一兩萬塊錢,說出去人家都不信。”趙老板訕訕地說。

        但自從有了打板師,很多工廠也都嘗到了甜頭。趙老板一直都把周明稱為“設計師”,他得意地說:“老外做生意很精的,以前他們從國外帶來板樣,接著去批發市場摸清材料價格,然后就給你算成本。比如一雙普通的羊皮皮鞋,他就從羊皮到鞋底再到小配件,全都給你算出來,成本不超過90塊錢,于是他就開價95,只給你5塊錢加工費。可是現在我們設計師搞出來了很多鞋樣,同樣的成本,老外也愿意出100甚至105元來訂貨,為什么?因為他看中了我們設計的樣式,如果他們在國外找人設計板樣,成本大多了!”

        “做品牌實在是太難了”

        雖然打板師在一個制鞋廠里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他們也并非靈丹妙藥。

        二十多年前,世界產業的轉型使臺灣人把世界鞋業加工轉移到珠三角,很快,那些從臺灣鞋廠出來的內地人,開辦了更多的鞋類加工廠,廣東也由此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鞋業生產基地。

        杜啟舟以前就是給臺灣老板打工的,從一個搬運工,做到一個中層管理人員,如今他在番禺也有了自己的鞋廠。“這一行越來越難做了!”杜啟舟對記者說。

        同一雙鞋,如果標著“中國制造”,它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就只有18美元,而如果它打上的是“意大利制造”,那么它可能值80美元。沒有叫得出來的品牌,是中國制造商的切膚之痛。

        雖然和很多鞋廠一樣,杜啟舟的瑞興鞋廠也有了自己的品牌,并印在自己和所有業務員的名片上,但他認為要想通過做品牌來翻身,實在是太難了。“一個知名品牌,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做起來的,沒有一定的財力也是很難的,所以對于大部分中小企業來說,還是保持著傳統的來料加工賺錢的觀念,比較省事。”

        按杜啟舟的說法,現在他的制鞋廠僅僅是在維持生計,一年中五個月賺錢,七個月虧本。面對嚴峻的生存環境,他已經不敢再往制鞋廠投入太多資金了。再三考慮后,他去年在番禺投資開了一家湘菜館和一家咖啡蛋糕店,至于鞋廠,“實在做不下去了,就關了算了”。  

        樣本2 把廠子開到越南、非洲去

        考察地點:廣州某工藝制品廠  

        外銷轉內銷救了廠子的命

        顏色各異的漂亮工藝品擺在流水線操作臺上。質檢部主管余燕游走于一二百名正在涂色的工人之中,“仔細點,千萬不能出了差錯!”文靜的女質檢主管近來變得嚴厲而“苛刻”。

        8月26日的制品廠顯得氣氛緊張。“這兩個月即使賠本,也不能出質量問題。”在佛山“利達”事件發生后,廣州致新工藝制品廠總經理胡剛寶曾私下里對生產主管劉勛這么交待過。

        “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劉勛這樣描述企業的心態。在2002年之前,這家企業的產品還主要銷往歐盟、日韓、美國等地,但由于這些國家要求的技術和安全“門檻”越來越高,最終他們放棄了對這些國家的出口,轉向東南亞、非洲等地,并且做起了內銷。

        “我們工藝品廠主要原材料是樹脂,以前銷售都比較順暢,但歐盟等國突然提出這些產品不能回收,無利于環保,我們被迫停止了出口。”劉勛介紹說。

        近一兩年來,讓劉勛感覺到壓力的不僅僅是各種突如其來的“壁壘”,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材料成本的上漲、員工工資成本的急劇增加等等,道道都像勒在腦門上的緊箍咒。

        迫于各種壓力,2002年致新廠開始緊急轉型,由外向型轉為內銷主導型,同時在內地開發其它項目和市場。經過四年來拓展,2006年冬胡剛寶到內地回訪客戶,發現很多客戶以前只有三尺長的柜臺,現在變成200多平方米的商場了。這讓他看到了信心。

        與此同時,2005年前后胡剛寶還在山西、河南投資1000多萬元辦了兩家新型飼料廠,由于是自己研發的創新產品,近兩年起色很快,下一步計劃繼續擴大市場和規模。

        現在致新給自身的定位是,繼續擴大內銷,繼續項目轉型,傳統的工藝品則提高質量,走品牌路線。“質量上去了,才不會授人以柄,價格也才能上去;價格上去了,利潤才能上去;利潤上去了,工資才能上去,也才能留得住人。”

        “這幾年大量沒能轉型的、還在從事傳統出口加工業的企業,現在非常恐慌,不知道哪一天噩運會輪到自己頭上來。”胡剛寶說。“如果我們不及時轉向內地,現在的情形可想而知。”

        樹脂技術的源頭在意大利、法國,后來被臺灣商人學走并開發到內地。如今胡剛寶想借臺灣商人的思維“走出去”,到非洲等國家去開辟新市場。

        向越南、非洲、柬埔寨轉移?

        下一步往何處去?這是目前擺在加工制造業老板面前最現實也最令人困惑的問題。

        胡剛寶現在經常念叨的是“轉型”、“轉移”。其實“轉型”、“轉移”對珠三角數萬家加工制造業早就不是一個新鮮名詞。早在數年前出現政策、土地、成本、利潤、貿易壁壘等危機時,政府已在積極引導“廣東制造”向“廣東創造”、向“走出去”與“引進來”相結合等方向轉型了。

        雖然近年來廣東“產業轉換和升級”一直在進行,高新產業集群帶正在形成,但傳統的“三來一補”、進料加工模式、OEM模式仍占據著主導地位。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大量企業仍然處于低產值的產業鏈末端部分。

        “很多珠三角的‘三來一補’現在把廠建到越南、非洲、柬埔寨、印度等國家去了,那里人工便宜,貿易戰也沒有這么激烈。”胡剛寶說,他身邊的許多老板已經實現了轉移。

        但轉移并不簡單。胡剛寶舉例說,經過20多年發展的珠三角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與生產能力相匹配的產業鏈。少數外企遷到內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產業鏈會導致原材料配套成本的上升。“有時可能缺少一個小配件,或物流跟不上,企業就運轉不靈。”

        “況且,自主創新、品牌創新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適合。有些企業就適合制造業,善長成本控制和管理,畢竟做了這么多年了,你讓他放棄熟悉的,轉型搞其它產業,談何容易!”

        但轉型成功的例子也并不鮮見。胡剛寶說,他有一個湯姓朋友,以前也是做電子塑料鐘出口的,后來形勢所迫自己搞技術研發,將產品轉型為一種全鐵的高檔鐘,不含塑料,以前塑料鐘成本是6毛錢,現在一個鐵鐘的成本是8美元、10美元,但由于是自主品牌,且開發、生產、銷售一條龍,現在銷路很好,而且利潤比以前要高得多。  

        樣本3 大遷移在悄悄進行

        考察地點:東莞大朗毛織企業及部分鞋廠  

        惡性循環,眾老板選擇“跑路”

        2004年起,“民工荒”突襲廣東,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神話迅速破滅。

        東莞大朗的毛織廠為人手短缺叫苦了。“珠三角勞動力價格高,土地資源已基本耗盡,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邊生存壓力大,只能去到那些目前還不發達、勞動力相對便宜的地方。”大朗鎮委副書記林熙仿說。

        一位湖南藍山籍老板稱,藍山縣以前每年有20萬人到莞從事毛織工作,現在不足5萬。很多老鄉在這邊練成了熟手,回去做師傅去了,工資有些比這邊還高,而藍山的消費比東莞低很多。

        勞動力的轉移,使大朗一半以上的工廠缺工。小企業因招工不足而紛紛倒閉,大企業則一面提高待遇,一面別謀良策。東莞英偉服飾就在廣西桂平開了一個分廠,成為大朗產業轉移的一個實踐者。

        “當時我們已看到民工荒的苗頭。在桂平開設分廠,是考慮到那個地方有比較充裕的勞動力,而且價格相對低廉。”英偉服飾廠長王建國說。

        在地價成本上,大朗與內地有些差距在10倍以上。投資者初入毛織行業,或者做大的時候,地價便成為最大的投入之一。外地來莞招商的時候,也無不將自己的勞動力和地價優勢擺出來。他們深知,是哪些因素刺痛了東莞企業。

        “大朗起碼80%以上的企業都是在做加工。他們面臨的最主要瓶頸,便是話語權。一件衣服多少錢,人家說了算。”曾任東莞安康兄弟毛織公司總經理的服裝設計師張金華說,加工企業處在產業鏈條的最底端,利潤空間低,這又導致大量毛織企業無法給工人提供更好的待遇,形成惡性循環。于是,很多老板不得不選擇“跑路”。

        有一份數據顯示,在2005年,大朗鎮有20%的毛織廠倒閉或經營不善,有30%的印染廠老板逃跑,有將近2萬名工人失業。

        “這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悲哀。”張金華說,珠三角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定程度,不再適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毛織生產企業的出路很艱難,他們或死亡,或轉移。

        大朗毛織生產漸漸向湖南、廣西和廣東山區轉移。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制鞋、電子等行業。一場鞋廠大遷移正在悄悄進行,目的地正是民工資源最豐富的湖南、江西等地。東莞市外經貿局副局長楊東如稱,鞋廠搬遷到勞動力比較廉價、豐富的地區,可以保證企業能夠生存,維護其成本優勢。

        悄然升級,“我們要話語權”

        缺工不僅大浪淘沙般清洗了一些孱弱的企業,也在逐漸迫使“雞肋”產業遷移。楊東如說,港臺鞋廠向內地遷徙,并沒有全部搬遷,而是在那邊設分廠,進行初級加工或生產低附加值的鞋制品。東莞工廠進行了鞋的深加工,生產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鞋制品。這樣,東莞制鞋產業就悄然升級。

        安康兄弟毛織公司董事長倪國勇將公司定位為啞鈴狀的發展,側重做設計和銷售,倪在2004年5月開辦公司時也是做生產,但5個月之后,投入的300多萬幾乎虧盡。他終于頓悟:生產是不能再做下去了。“我們要話語權,開始做設計。我們告訴客人:這些產品是我們自己設計的,你看上了,它就值這個錢。”

        許多大朗企業都開始注意擴大在設計和銷售方面的投入。據大朗鎮委副書記林熙仿介紹,大朗上規模的企業基本上都有幾個至20個左右的專業設計師。

        “如果企業的眼光還停留在過去的層次,就會活不下去。”大朗鎮委副書記林熙仿如此判斷。

        “毛織產業走到今天,20多年了,應該轉變了。香港是沒到20年就變了。香港原來是一個生產基地,后來產業轉移向內地,留下一些商行、洋行,他們研發、接單,我們生產。現在大朗的毛織產業也在向信宜、湖南藍山、江西贛州甚至東南亞轉移。我想今后這邊會留下很多洋行、公司,成為銷售窗口。”安康兄弟公司董事長倪國勇稱,東莞會重走香港走過的路。

        這種看法與大朗鎮委副書記林熙仿不謀而合。“產業轉移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不必擔心信宜等地發展起來,把大朗擠壓了。香港不也是這樣過來的嗎?它可以代替東莞的生產,但代替不了大朗這個銷售渠道。”林熙仿將大朗毛織的未來著重定位于貿易環節。  

        【政府呼吁】

        應對風險,企業要練內功  

        省經貿委:勞動密集型轉到非洲去

        這段時間,廣東省經貿委工業處副處長陳茜微正在做《廣東省工業產業調整方案》的第三稿。玩具業因這次召回風波也出現在方案中。她說,廣東省經貿委也在關注著召回風波對廣東制造業的影響。

        談及產業調整方案,陳茜說:“現在我們是要把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珠三角轉移到粵北、粵東和粵西,把一些行業從粗放型調整為集約化。比如說鞋業,種種跡象表明珠三角鞋企確實有向粵東等地發展的趨勢,像前不久被授銜為‘中國女鞋生產基地’的惠東,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陳茜微告訴記者:“去年廣東省皮革工業協會和廣東省鞋業廠商會聯合對廣東省鞋類產業開展了一次摸底調查,之后兩大行業協會呼吁,企業應該修練內功,加大設計研發投入,打造知名品牌。現在像深圳百麗等企業已經開始嶄露頭角了,除了在香港上市,他們還直接到美國、日本去開專賣店,還和歐洲的企業聯合經營批發業務。”

        “此外我們還鼓勵企業走出去”,陳茜微說,“前段時間我們到非洲的坦桑尼亞等國家考察過,那邊政治非常平穩,土著居民也很好相處。接下來我們會動員一些企業,將短平快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拿到那邊去加工,不但降低了生產成本,也可以緩解國內的貿易壓力。”

        用經濟學的知識來解釋,其實不管是小工廠里的設計師,還是百麗的專賣店,都在向著“微笑曲線”的兩端走。政府希望,通過品牌和研發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來改變“兩頭在外”的尷尬局面。

        佛山:提升企業“抗風險能力”

        由于有多項佛山產品出口歐盟面臨反傾銷風險,佛山外經貿局近日將邀請反傾銷專家前來為佛企培訓。據佛山市外經貿局負責人介紹,在幫助企業應對國際貿易風險方面,政府部門也在不斷的學習和完善過程中。

        今年以來在佛山全市推開的“三三三”戰略,則著重在區域經濟層面考慮,通過扶持多個支柱行業來“提升佛山產業國際競爭力和經濟抗風險能力。”佛山市市長陳云賢曾多次對此作出注解:“順德有五六家知名家電企業,形成了五六百家企業的家電產業配套集群,但如果,這個行業遇到了反傾銷、原材料價格上漲或者經濟形勢低迷,產品賣不出去了,而我們把所有的關注都放在了這個產業上,那當地的經濟還要不要增長?”他表示,進行產業結構優化是要讓區域內的經濟風險不要集中在某一個產業上,形成多個優勢行業,有效應對國際經濟一體化形勢下的“突發風雨”。

        東莞:騰出空間來引入優勢產業

        “我們希望的是,大多數的企業都能在東莞就地升級轉型。當然,在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企業有進有出也是正常現象。落后的企業淘汰或是轉移出去,才能騰出空間來引入優勢產業。”東莞市政府人士表示。

        原本靠消耗土地等資源招商的東莞,在歷經30年的發展后,已經僅剩10%的土地可利用,預計僅夠6年之用。東莞開始在用地政策上向大項目傾斜。這種政策的結果是,東莞引入項目數量開始下降,而投資額卻年年攀升。

        企業代表:別總是等到出了事才行動

        美國大規模召回玩具后,惠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惠州市外經貿局、口岸局負責人和100多家相關企業召開會議,“總是等出了事之后再傳達通知、分析形勢,這是完全不夠的。企業要走出去,我們更希望政府能做些主動的工作,把企業可能存在風險前置,分析國際走勢,提供預警信息,這樣效果會更好。”惠州鞋業商會會員企業負責人張先生抱怨說,雖然我們也有鞋業商會,在看到溫州的商會內部協調能力,以及商會與當地工商、質監等部門的溝通效果來看,我們還有很大差距,政府部門也有很大改進空間。“如果惠東的鞋也遇到類似問題,我不知道我們能走多遠。”  

        【專家開方】

        跨過中間商,主動去“找水”  

        社科院專家:還沒到樹品牌的時候

        “廣東制造業,現在最大的問題在于‘坐地經商’,對中間商訂單的依賴型太強了!”長期從事珠三角區域經濟研究工作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教授丁力這樣看待“廣東制造”的危機。

        他認為,廣東經濟在改革開放后之所以能取得現在的成績,很大程度在于自身的地理位置。“以前廣東的條件太好了,好比一個洼地,很自然地有水流進來。那些老板們,只要開個工廠,請好工人,就會有訂單找上門來。”

        現在廣東各地都在提出,加工貿易要轉型,要建立品牌要創新。但惠東縣永慶鞋廠的老板謝龍輝非常困惑:如今他的鞋廠也有了自己的品牌,但想通過做品牌來翻身,實在是太難了。“對于我們這個只有幾百人的小企業來說,根本上就沒有財力去打廣告。”

        對此丁力表示,加工貿易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遲早是要走到盡頭的,因此加工貿易一定要轉型,但現階段還沒到樹品牌搞創新的時候,不可能“一口就吃成胖子”。對于大部分企業來說,首先考慮的應該是改變對中間商訂單的依賴型,跨過中間商這道檻,從被動接單到主動接單。

        “以前我們的洼地,現在被抬高了,水流不進來了,這就要求我們自己主動走出去找水”丁力說,“我們的企業應該先把市場抓住,才有能力去搞創新。產業的轉型必須循序漸進,對于中小企業來說,也可以從國內市場做起,修練好內功,才能在國際市場占據一席之地。”

        省玩具協會:企業接單應量力而為

        事實上,一系列反傾銷調查和產品安全風暴,是在用另一種形式敲響中國必須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產業結構的警鐘。長遠而言,隨著中國制造業的發展,中國商人不能再以賺取微利存活,提升產業結構是遲早的事。不過,短期內大多數企業仍擺脫不了貼牌生產,國家也必須依靠低端制造業來消化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

        近日,針對幾起玩具召回風波,廣東省玩具協會就迅速做出了回應,給會員提出了很多建議。

        省玩具協會還建議各企業量力而為。出口量大,交貨期短,明顯超過本企業生產或控制能力的訂單不接;價格過低,質量要求不明確的訂單不接;本企業經營范圍之外的訂單不接。而大批量的加工產品,除按章報檢外,出口前要求客戶到廠檢貨,確認質量沒有問題后方報關出口。

        廣東鞋業廠商會會長丘小廣表示,事實證明,國際市場是不會放棄中國這個廉價制造基地的,產業只可能轉移,而不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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