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left] 沒有哪個外交政策問題會比對華關系更困擾入主白宮之爭的勝出者。中國觀察家們已經就華盛頓下一步該怎么做展開激烈的辯論。一些人贊成（美中關系）“重啟”，以緩和兩國緊張關系，回歸更具建設性的外交。另一些人則擔心這種重新設定，認為美國不能偏離強硬路線。[/align][align=left] 下屆美國政府做出的選擇將至關重要。在美國艱難控制新冠疫情并重啟經濟之際，中國似乎變得更強大。第三季度中國GDP增長了4.9%，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仍深陷疫情引發的癱瘓之際，這是一個驚人的反彈。[/align][align=left] 西方實際上“搞錯”中國了。西方把中國成為大國限定在其自身——而非中國——的歷史經驗之內來理解。正因為如此，我們美國和西方以錯誤的方式談論和思考中國，并制定與影響當今中國及其在世界上作用的深層歷史趨勢不相匹配的政策。[/align][align=left] 美國人遭遇中國恰恰是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候。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中國，政治上腐朽，軍事上無能，經濟上陳舊，社會在西方人看來也很落后。這導致我們今天描述和討論中國的方式被扭曲了。我們稱中國為“新興市場”，這是從我們視角出發的觀點。實際上，中國的貧困是一個相當近期的反常現象。這個國家在過去兩千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進入19世紀后多年仍然如此。[/align][align=left] 中國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其說是驚天動地，不如說是回歸常態。中國在現代制造業和貿易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也是如此。我們抱怨中國“偷走”了我們的工廠，為商場里充斥“中國制造”而煩惱。但從歷史上看，這個國家一直是主要制造中心和出口國，能夠生產出規模驚人的貴重商品。宋朝經歷了一場近乎工業化的革命，比英國早了7個世紀。絲綢和瓷器都是中國的發明，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消費品，也就是那個時代的iPhone。在1498年達·伽馬抵達印度前的幾個世紀，中國是全球經濟體系的跳動心臟，貿易的紐帶從中國南方橫跨東南亞和印度洋，延伸到波斯灣和紅海。[/align][align=left] 我們現在談論“中國的崛起”，好像它是不尋常的特例。然而，中國曾多次“崛起”。中國在歷史上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頻繁地在經歷衰落、政治動蕩和入侵的時期后，又重新使自己的社會變得強大。在與西方直接而持續接觸的頭三百年里——從16世紀初開始——中國一直保持著對海上歐洲人的優勢。直到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英國人打敗，權力的天平才倒向西方。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回歸為地區大國實屬尋常，西方主導現代亞洲才是不尋常。[/align][align=left] 用“復位”來描寫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要好得多。把現代中國不斷增長的力量看作是一種復位，會迫使我們改變與之競爭的方式。我們西方人會討論如何將中國納入我們所創造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但中國絕不會滿足于成為西方機器中一個單純的部件。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都處于自己的世界秩序的中心，這一秩序以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外交關系為基礎。[/align][align=left] 應對中國復位的第一步是接受中國想成為并且很可能會成為全球超級大國。認為美國可以“阻止”中國的觀點是行不通的。華盛頓可以通過限制技術出口和擾亂貿易秩序來減緩這一進程。但中國人認為，基于他們的歷史，他們有權成為超級大國，旨在“阻止中國”的做法會引發沖突，而且幾乎沒有實際效果。迫使中國“按規則行事”，即我們制定的規則，幾乎同樣是無望的。[/align][align=left] 更好的路線是在不從根本上損害美國利益的領域，讓中國有更多的外交空間。華盛頓陷入了一種在一切問題上都與北京針鋒相對的模式，這讓中國人覺得遭到不應有的遏制。如果華盛頓不再一味反對中國，甚至偶爾支持，中國人就會感覺到他們得到了應有的尊重，而美國的影響力卻只付出最小的代價。[/align] [size=10.5pt]我不相信歷史的必然性。中國過去曾恢復過大國地位，并不意味著現在也必然恢復。當代中國仍然是一個缺乏關鍵技術的中等收入國家，并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困擾，要成為全球超級大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而，從政策的角度來看，更明智的做法是認識到推動中國前進的歷史趨勢，并調整世界秩序以解決中國的抱負問題。[/size]